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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虚拟货币凭借其去中心化、匿名化的特性快速崛起，既催生了新型金融交易形态，也带来了诸多监管难题与处置挑战。虚拟货币的处置不仅涉及法律性质的精准界定，更与各国监管政策的差异深度绑定，尤其在跨境涉案虚拟货币追回处置中，多重矛盾交织凸显，亟需梳理核心困境、探索可行路径。当前，虚拟货币已成为部分刑事案件中重要的资金渠道和犯罪工具，如何在确保司法正义的前提下，实现对虚拟货币的高效、规范处置，既关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也牵动国家金融安全与财产权保障大局。

　　虚拟货币处置的首要难题，源于各国对其法律性质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不同法域基于自身金融发展需求与风险防控目标，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定性观点，涵盖法定货币、合法支付方式、数字资产、金融产品、虚拟商品等多种类别，这种分歧直接导致处置路径与法律效力的差异。

　　从国际实践来看，定性差异呈现多元化特征：萨尔瓦多作为世界上首个将虚拟货币（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赋予其与本国法定货币同等的流通地位，其虚拟货币处置需遵循法定货币相关规则；2017年4月，日本通过立法将虚拟货币纳入合法支付方式范围，认可其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处置过程中需兼顾支付安全与市场秩序；2023年7月，美国国会明确将虚拟货币归属为数字资产，将其纳入资产监管体系，处置重点聚焦于资产保护与反洗钱合规。此外，美国Ripple案中，法院对XRP代币的定性存在场景化区分，进一步凸显了同一法域内虚拟货币定性的复杂性。

　　我国学界主流观点为防范虚拟货币法币化、犯罪工具化和非法金融化，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虚拟商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对虚拟货币的性质尚未作出明确界定，尤其在刑事司法领域，虚拟货币是否属于刑事涉案财物缺乏清晰的法律依据，这一立法空白导致执法司法机关在跨境追回处置涉案虚拟货币时，常面临处置行为的合法性质疑，难以形成具有公信力的处置结果。尽管我国监管政策否定了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其财产属性已被间接认可，这也为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6]。

　　法律性质认定的分歧，直接决定了各国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差异，而监管政策的不同，又进一步影响虚拟货币处置的流程、方式与效果，尤其在跨境处置场景中，监管政策的冲突成为核心障碍。

　　美国采用联邦与州层面协同、多部门分工的“双层多头”监管模式，形成了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在联邦层面，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将虚拟货币视为货币替代品，重点规范其交易流转中的反洗钱风险；国税局将其视为财产，依法进行税收征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则将其归入“商品”范畴，监管相关期货交易活动]。在州层面，纽约州等出台具体监管法规，要求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必须获得相应交易许可证，严格遵守反洗钱、投资者保护等相关规定，形成了联邦与州的监管合力。

　　英国则采用分类监管模式，将加密资产（含虚拟货币）分为交换类代币、实用类代币和证券类代币，其中实用类代币与证券类代币为主要监管对象，根据不同代币的功能属性制定差异化监管规则，聚焦于防范金融风险与保护投资者权益。

　　反观我国，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经历了从风险提示到全面禁止的渐进式发展历程，目前实行“禁止式”监管模式。2026年2月，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这一政策导向有效遏制了境内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的乱象，但也导致部分虚拟货币交易转向境外平台或地下渠道，给执法司法机关打击信息网络犯罪、跨境追回处置涉案虚拟货币带来严峻挑战。由于部分境外国家将虚拟货币视为合法资产，我国执法司法机关采取的冻结、返还等司法处置措施，在境外可能面临法律效力不足的问题，导致处置流程更趋复杂化。

　　在涉案虚拟货币跨境追回处置实践中，我国目前主要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借助境外或我国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合规渠道，将涉案虚拟货币兑换为法定货币后，再实现合法回流，以此规避监管政策冲突与法律性质认定差异带来的难题]。这种“境内委托、境外合规处置”的路径，已成为当前破解涉案虚拟货币变现处置难题的主要方式。从长远来看，为适应世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应对虚拟货币带来的各类风险挑战，我国有必要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完善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虚拟资产监管政策，为虚拟货币处置提供更清晰的监管指引。同时，还需持续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和接入管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

　　综合来看，当前虚拟货币处置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法律性质界定模糊、各国监管政策冲突、跨境处置机制不完善，以及处置技术手段存在局限性等方面。我国在虚拟货币处置中，既要坚守自身监管底线、防范金融风险，也要应对跨境处置中的各类挑战，兼顾处置的合法性与高效性。

　　未来，虚拟货币处置的优化可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快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虚拟货币的法律性质，尤其是其作为刑事涉案财物的法律地位，为处置行为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化解合法性质疑；二是健全监管体系，在坚持“禁止式”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完善风险监测机制，精准打击地下交易与跨境违法交易，同时逐步探索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三是加强国际司法协作，推动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在虚拟货币法律性质认定、监管政策协调、跨境处置流程等方面的沟通对接，建立跨境处置协作机制，破解跨境处置中的法律冲突与执行难题。同时，还需创新专业化处置机构，升级技术工具，完善虚拟货币价值评估机制，提升处置的专业化水平。

　　虚拟货币的处置，既是应对数字经济风险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数字金融治理的关键环节。唯有明确法律边界、协调监管政策、强化协作配合，才能实现虚拟货币处置的合法、高效、规范，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