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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0日,IMI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60期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举行。壹零智库CEO、Web3.01创始人柏亮做了主题为《稳定币的发展历程、成败叙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报告。柏亮认为,当下全球主流国家监管逐步介入,市场也呈现出市值复苏和交易量突破的新变化;稳定币与支付宝存在显著差异,支付宝并非稳定币;欧盟与新加坡制定了完善的监管规则,但本币稳定币规模及稳定币应用交易市场均处于较低水平;相较而言,美国在监管上采取“模糊容忍”策略,网络效应与应用生态深度是关键支撑,应用生态最为完善;香港可打造“香港稳定币走廊”;离岸人民币稳定币、中国版美元稳定币、“全球币”三箭齐发可为中国在稳定币市场获取战略优势提供思路。
稳定币的发展历程通常以2014年为起点。提及稳定币时,多从2014年USDT发行开始,但同年与USDT同步甚至早数月发布的还有bitUSD和bitCNY,二者依托BitShares(比特股)平台,基于加密算法打造以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的虚拟货币,旨在解决当时虚拟货币价格不稳定问题。比特币及基于其原理衍生的“山寨币”价格波动剧烈,相互间交易难度大。
比特币诞生之后,人们开始探索加密货币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路径。2013年,福布斯一位记者开展“仅用比特币生活一周”实验,实验中虽能通过比特币完成一周生活消费,部分场景已接受或经说服接受比特币支付,但暴露出比特币价格波动大、交易效率低的问题。
因为价格波动剧烈,基于加密货币的支付、使用及募资投资均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市场开始探索稳定币,以规避价格涨跌影响,并对接现实场景如工资发放等。当时稳定币发展有两个思路:
其一为BitShares采用的加密货币算法,以加密货币质押,因算法复杂等原因未能大规模推广,目前虽在区块链网络中存在,但使用者极少。BitShares推出美元稳定币之后又推出了人民币稳定币,人民币稳定币在稳定币诞生初期一度比美元稳定币更活跃。
其二为USDT采用的与美元1:1锚定的简单机制,它快速获得市场认可。USDT初期三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遭遇黑客攻击、公信力质疑,因作为中心化公司,用户对其美元用途存在担忧,质疑其填补财务窟窿、进行高风险投资等,后因相关问题被SEC处罚,但后续通过盈利填补潜在窟窿,并逐步加强了审计和透明度,获得市场青睐。
另一重要稳定币为DAI,当前在去中心化市场中广泛应用。2015年,中心化金融平台MakerDAO成立,2017年在以太坊推出稳定币,初始版本为单一虚拟货币质押的SAI,2019年底至2020年初升级为多币种质押模式并正式命名为DAI。
2014-2016年稳定币交易量较小,2017年交易量逐步增加,市值攀升至10亿美元。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是以太坊ICO的发展。以太坊作为首个ICO项目,带动2015年后ICO逐步兴起,2017-2018年达到巅峰。大量中国参与者进入ICO市场,但骗局较多。中国人民银行于2017年发布虚拟货币禁令(《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境内ICO项目清退。ICO募资中,稳定币成为首选工具,因直接募集比特币或以太币会受价格波动影响,导致资金使用困难,稳定币有效规避了这一问题。
此阶段不同类型稳定币雏形已出现。bitUSD、bitCNY于2014年诞生,均为去中心化超额抵押型,抵押品为BTS(比特股);DAI同样为超额抵押型,初期以单一资产抵押,后发展为多资产抵押,目前已纳入RWA资产作为抵押资产;USDT为法币储备型,与美元直接挂钩,储备资产为美元资产。在运营治理方面,bitUSD、bitCNY、DAI采用分布式治理,依托DAO组织实现去中心化;USDT则为中心化运营,由Tether公司(泰达)负责发行管理。bitCNY和bitUSD已边缘化或近乎消失,DAI发展为DeFi领域的主流基础设施与币种,USDT成为全球最大稳定币。
2018年USDC发布。与USDT发展路径差异显著,USDT属于“草根创业、野蛮生长”,最初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无牌照,发展迅速且模式灵活;USDC则由国际投行、传统金融机构支持的“精英创业”,自诞生起便走合规路线,积极申请牌照、落实KYC等合规要求。由于USDT已占据虚拟货币大部分赛道与场景,USDC选择与美国最大合规交易所Coinbase合作,借助其渠道获取市场份额,2025年USDC发行方Circle上市时,数据显示其很大一部分收益被Coinbase分走。
2019年Facebook宣布推出一揽子货币支撑的稳定币Libra(后更名Diem)。该计划引发全球震动,Facebook当时拥有26亿全球用户,若推出全球稳定币,将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引发美联储、美国国会等机构高度关注,美国对Facebook施加较大压力,Libra项目不断弱化,最终夭折。但该事件推动全球主要央行和政府以战略高度重视加密货币,成为加密货币监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一是市值复苏,2023年5月后稳定币市值逐步回升,USDT复苏速度较快,USDC复苏相对缓慢,从市值走势图可清晰观察到2022-2023年的下跌与后续恢复过程。
二是交易量突破,2024年全球稳定币交易量实现显著增长,不同机构数据显示的具体数值不一样。Bitwise数据显示达11.9万亿美元,超过Visa同期10.8万亿美元的交易量,这一突破被视为加密货币在支付领域超越传统金融的重要标志。
三是USD1,特朗普家族在2025年3月推出的稳定币。因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特朗普政府的加密货币政策取向,USD1具有一定的标志性。
四是Circle上市,2025年6月,USDC的发行商Cirecle上市,正直美国稳定币监管法案推进期,股价暴涨。Circle奉行合规原则,因此也获得了监管红利。
首先是抵押型稳定币,可进一步细分为三类:一是法币抵押型,包括USDC、USDT、USD1等,以1:1美元储备为核心机制;二是加密资产抵押型,如DAI、sUSD、sUSDE等,DAI以ETH、RWA等加密资产进行超额抵押,应对资产价格波动;三是商品抵押型,例如以黄金为抵押发行的Paxos Gold(PAXG)。
其次是算法稳定币,典型代表为已的UST(Terra),此外还有AMPL(Ampleforth)等,此类稳定币不依赖抵押品,通过算法调节供需维持价格稳定,但整体规模较小,UST后市场对其信任度大幅下降。
第三类是混合稳定币,采用“部分抵押+算法调节”模式,如FRAX,当前市场规模也较小。
另有一类与稳定币功能相似但未被划入稳定币范畴的是代币化存款,J.P. Morgan、花旗、汇丰等银行均有发行。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稳定币无杠杆,采用1:1抵押模式;代币化存款依托商业银行信用,而商业银行属于高杠杆经营,受资本充足率约束,且代币化存款多在银行及客户自身体系内运营,未大规模面向市场开放应用。
从主要稳定币市值对比来看,USDT市值最高,接近1700亿美元;其次是Circle发行的USDC,市值约700亿美元;USDe与DAI机制类似,近期发展迅速,市值已超100亿美元,超越DAI;DAI市值约50亿美元;特朗普家族的USD1市值约22亿美元;PayPal发行的PYUSD等其他稳定币规模则相对较小。[1]
USDT作为法币抵押型稳定币,发行机制简洁,Tether公司搭建稳定币发行平台(技术接口),用户存入1美元,平台发行1个代表1美元价值的USDT代码。其盈利核心在于对用户存入资金的投资运作,早期监管缺失时,投资范围广泛,涵盖黄金、比特币等资产;当前锚定资产需满足高流动性要求,以确保用户赎回时能快速变现偿付,主要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短期国债,同时也投资私人部门债券(如贷款、企业债券)、黄金及加密货币。据2024年报显示,USDT 80%以上资产为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国债,其余的为较高收益资产,而美联储要求稳定币锚定资产需100%为高流动性、安全性强的资产。
USDT发行主体Tether公司最初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2025年初迁至萨尔瓦多,该国于2021年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是全球对加密货币最友好的国家,Tether在萨尔瓦多获得数字资产服务提供商(DASP)牌照。
USDT的发行渠道主要有两类,一是机构与交易所,加密货币交易所为向平台用户提供USDT,会向Tether批发采购,用户再通过交易所购买;二是公链,如以太坊、波场(TRON)、Solana、币安链等,其中波场上的USDT交易量最大。USDT的商业模式以资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用户用于购买USDT的资金由Tether进行投资,此外还有少量手续费收入及创新业务收入(占比低于5%)。
近年Tether利用利润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今年7月份公布分信息显示已投资120多家公司,涵盖加密货币、金融科技、社交媒体、脑机接口等多个领域,Tether正从单纯稳定币发行商向综合科技公司转型。其中一些投资布局对稳定币的应用具有战略意义,比如投资云服务商数据中心Northern Data,并计划将其整合至已投资的Rumble,整合完成后Tether将成为Rumble第一大股东,而Rumble是拥有数千万用户的新兴社交媒体,这对未来USDT的应用拓展具有重要价值。
USDC与USDT的商业模式大体相似,USDC在美国的合规性做得更好。我们把USDC作为中心化稳定币的代表,与去中心化的稳定币代表DAI做个简单的对比。
二者的核心差异在于发行机制与抵押机制。USDC是中心化机构(Circle公司)以法币资产储备1:1发行;DAI是由去中心化平台(MakerDAO)以加密货币超额抵押发行。
DAI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合规问题,目前全球已公布稳定币监管方案的主要国家,均不认可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及算法稳定币,因此DAI主要在不受监管的去中心化金融领域运营。
而USDC堪称合规“优等生”,积极申请牌照,例如在美国获得48州货币传输许可证,在欧洲获得法国电子货币机构许可证(可在欧盟全域使用),在英国获得虚拟货币许可证,在新加坡获得MAS许可证,2025年还申请了信托银行牌照。合规运营带来两方面显著影响,一是合规成本高,需组建专业合规团队、聘请律师,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需满足注册资本金、保证金等要求;二是应用场景受限,部分场景因监管限制无法开展。但它的优势在于符合全球合规趋势,在主流市场受欢迎程度更高。
DAI作为去中心化稳定币,无相关牌照,在未来监管环境下的生存发展面临不确定性,但其优势在于灵活性高,能快速响应去中心化金融市场需求,设计各类交易模式满足用户需求。
当前国内关于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关系的讨论较多,有的观点认为支付宝属于稳定币,例如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稳定币的经济学分析》中提出支付宝余额即稳定币,另有学者认为支付宝具备稳定币功能,甚至是全球最好的稳定币,这是当前市场的一类观点。
但从市场定位、对支付和货币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制度属性来看,稳定币与支付宝存在显著差异,支付宝并非稳定币。二者在商业模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不同。
一是价值稳定性,二者均与法币1:1等值,支付宝余额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形式,与人民币等值;稳定币因与锚定法币1:1对应而得名。
二是交易便利性,二者均以提升交易便利性为目的而诞生,但解决的痛点不同。支付宝诞生初期主要解决电子商务中的信任问题,买卖双方因担忧付款不发货、发货不付款而难以达成交易,阿里巴巴通过提供支付担保,为电子商务交易提供便利,后续逐步实现技术化、平台化升级,形成当前的支付宝体系;稳定币则主要解决加密货币价格波动太大及交易效率问题,提升加密货币交易的便利性。
在盈利模式上,二者早期有相似之处。支付宝初期依托沉淀资金池盈利,用户资金在平台停留形成规模资金池,支付宝将其用于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开展协议存款等获取收益,后受国内监管限制,该部分收益渠道被关闭,进而推出余额宝,用户将支付宝零钱用于购买天弘货币市场基金,基金通过投资银行协议存款、国债等获取收益并分配给用户,本质是通过资金聚合提升议价能力,获取更高收益;稳定币的盈利核心同样是沉淀资金的投资收益,当前稳定币规模达千亿美元级,每日赎回比例低,且应用场景的拓展使部分用户无需赎回,沉淀资金规模持续扩大,这部分投资收益成为主要利润来源。2024年Tether净利润达137亿美元,公司仅150人,人均年净利润近1亿美元,创全球公司人效纪录。
此外,稳定币发行方也在探索新盈利模式,如开发创新服务,Tether和Circle均搭建RWA平台,推出货币市场基金类RWA产品,用户可直接用稳定币购买该类产品,无需赎回为法币,进一步提升资金沉淀率;这个模式类似于余额宝。
一是运行基础,稳定币基于区块链体系运作,支付宝依托传统金融体系,这一差异导致二者在全球化应用中效率不同,日常交易中二者均能实现秒级到账,但跨境支付时,支付宝依然需依赖SWIFT系统等传统体系,效率较低;稳定币基于区块链可实现全球秒级到账。
二是发行机制,稳定币发行主体包括私人公司(如与蚂蚁集团运营支付宝类似)和去中心化组织,发行量根据用户需求动态调整;支付宝无货币或支付载体不具备代币发行功能,仅作为资金托管与支付通道,处理资金存放与流转。
三是货币属性,稳定币是民间商业机构发行的支付工具,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支付宝作为支付工具,用户可选择是否使用该APP,但通过支付宝转账的资金属于法定货币。
四是风险与安全性,二者均面临黑客攻击等技术风险,但稳定币存在挤兑导致的脱钩风险,支付宝则无此类风险。
五是制度属性,全球第三方支付(以支付宝为例)均在传统监管体系下运作,国内依托银行、银保监会等监管体系,国际上依赖SWIFT、CHIPS等清算结算系统,仅提升原有体系效率,未实现本质变革;稳定币则完全脱离传统支付系统,基于全球区块链体系形成新型支付工具,各国需从战略视角重新审视其定位与影响。
美国监管经历长期演变,伴随与共和党执政交替、拜登政府与特朗普二期政府政策调整,监管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特朗普政府将加密货币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5年特朗普二次上任后推出三项关键法案,分别是“天才法案”“清晰法案”及“反CBDC法案”。“反CBDC法案”明确禁止美国发行数字美元(央行数字货币CBDC);“天才法案”聚焦稳定币监管,“清晰法案”则对加密货币体系实施分类监管,将加密资产分为证券、数字商品、支付稳定币三类,分别由不同机构实施差异化监管。“天才法案”对稳定币发行资格实施许可制,建立联邦与州两级监管体系;要求稳定币 发行方、一级市场机构、托管方、交易所等关键节点必须履行 KYC/AML 义务,并纳入 BSA/FATF 的合规框架;但对链上普通用户的点对点交易,并没有强制每笔实名,而是通过“入口 +出口”的强合规来实现可追溯。
欧盟通过MiCA法案实施稳定币监管,监管力度较为严格。将稳定币分为多资产支持型(ARTs)与单一货币支持型(EMTs),均需采用区块链/DLT技术,实施许可制,发行商需获得欧盟相关机构许可,储备要求与其他地区类似。其监管的显著特点是设置交易限额,若稳定币单日交易量超过100万笔或2亿欧元,将触发欧央行干预。
新加坡2023年公布监管框架,监管标准严格,对稳定币发行规模设置限制,超过一定额度需满足特定要求,同时设置资本金及运营费用门槛,整体属于监管“模范生”,注重风险防控与市场规范。
香港《稳定币条例》是目前全球最严格的稳定币监管规则之一。与欧盟、美国的许可制(类似注册制)不同,香港采用牌照管理制,发行商需获得牌照方可开展业务,而美国允许商业银行直接参与稳定币业务。在许可门槛上,香港要求2500万港元注册资本金,为全球现有法律规定中的最高标准;对未持牌机构设置仅六个月的过渡期;KYC/AML要求严格,全环节需落实KYC;同时限制稳定币与DeFi的结合,在香港运营的稳定币难以开展DeFi相关业务。2025年8月1日香港启动稳定币牌照申请,8月31日第一轮资料收集结束,数据显示有77家公司提交牌照申请。
当前全球稳定币市场中,美元稳定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交易额占比超99%,显著高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付占比(现实世界中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60%、国际支付45%)。
从美国稳定币发展经验来看,首先是监管的“模糊容忍”策略,长期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稳定币采取宽松态度,未实施严格监管,也避免“一刀切”政策,为市场创新与发展提供充足空间。其次是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优势,作为全球最受信任的货币,基于美元发行的稳定币天然具备市场接受度优势。再者是市场模式的互补性,USDT的“草根创业”模式与USDC的“金融精英”模式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被称为“灰白组合拳”,有效提升市场活跃度。此外,网络效应与应用生态深度是关键支撑,USDT、USDC早期嵌入ICO、DeFi等生态,形成“用户越多-稳定性越高-应用场景越广”的正向循环,当前已深度渗透企业财资管理、跨境支付、交易所交易、DeFi等领域,应用生态最为完善。
欧盟与新加坡的稳定币发展则提供了失败教训,二者虽制定了完善的监管规则,但本币稳定币规模及稳定币应用交易市场均处于较低水平,在全球稳定币市场中话语权与占有率有限。核心原因包括四方面,一是过度监管抑制市场活力;二是货币国际化程度不足,欧元虽为全球第二大支付货币,但大部分交易集中于欧元区内部,缺乏全球跨境应用场景;三是交易生态不完善,加密货币生态与现实应用场景对稳定币的支撑不足,全球大型交易所均不在欧洲或新加坡;四是监管时机过早,在市场尚未发展成熟时实施严格监管,设置过高门槛,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进入,例如欧洲稳定币直至2025年才有机构尝试推出稳定币,规模仍较小,而监管早在2023年已启动,当时市场尚未形成稳定币交易氛围。
基于稳定币发展的历程与成败经验,我们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国整体两个维度,梳理一些启示。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2022年发布虚拟资产市场政策宣言,目标打造全球虚拟资产(现更名数字资产)交易中心,在稳定币领域需避免重蹈欧盟、新加坡的覆辙。香港与欧盟、新加坡的战略定位存在本质差异,后两者仅将稳定币视为新型金融产品,核心目标是风险管控;而香港承载中国全球货币战略的重要职能,稳定币作为传统金融体系外的新型工具,为香港实现货币战略突破提供机遇,因此香港需转变角色定位,从“监管者”转向“市场培育者”,培育壮大稳定币交易市场,避免陷入“监管完善但市场冷清”的困境。
依托国际金融交易中心的基础优势,香港可打造“香港稳定币走廊”,兼具地理、技术与合规属性,地理上连接中国与全球市场,技术上实现传统数字化技术与加密货币技术的衔接,合规上构建开放包容的规则体系,吸引全球合规稳定币在香港交易,打造全球最大稳定币市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生态体系,鉴于全球加密货币生态已被美元稳定币主导,香港可聚焦RWA生态建设,RWA与中国实体经济契合,能推动中国实体经济资产通过RWA模式实现全球流动,同时改善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支付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不稳定问题,规避美元贸易管制影响,因此RWA可成为香港稳定币市场的战略性赛道。
一是推行多元货币策略,秉持务实原则,不局限于某一类货币,放宽监管规则,吸引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港元稳定币及合规的美元稳定币(如USDT、USDC)在香港发展,分别服务贸易、本地支付、国际结算等需求。
二是推动场景嵌入与本地生态构建。政府可发挥示范作用,在公共场景中接受稳定币支付,将部分财政储备(如1%-2%)用于储备稳定币,树立市场信心。重点围绕RWA募资、交易、清算结算打造“RWA-稳定币”增长飞轮,提升生态活跃度。打通支付“毛细血管”,推动八达通、转数快、香港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本地支付工具与稳定币对接。参考全球其他地区第三方支付接入稳定币的经验,拓展稳定币应用场景。
三是创新监管模式,建立动态灵活的监管体系,为RWA发展提供支撑。例如设立面向RWA的常态化监管沙盒,简化项目准入与退出流程,实施分层分类监管,根据稳定币规模、应用场景制定差异化监管要求,避免“一刀切”。推动稳定币与全球DeFi市场的衔接。DeFi是重要的流动性市场,RWA资产接入DeFi可提升收益与价值,需探索“合规封装”方案,实现合规稳定币与DeFi协议的交互,为RWA资产注入全球流动性。
从中国发展稳定币的角度,香港大学汪扬副校长提出“三箭齐发”的创新战略,为中国在稳定币市场获取战略优势提供思路:
一是离岸人民币稳定币,以海外人民币为锚定资产发行,主要服务“一带一路”贸易,提升跨境交易便捷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二是中国版美元稳定币,当前USDC、USDT的储备资产以美债为主,中国持有7000多亿美元美债,目前仅通过持有或出售获取有限收益(每年数亿美元),可将美债作为底层资产发行中国版美元稳定币,支持美元、港元、人民币等多币种计价,激活存量资产,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贸易提供支付工具。
三是“全球币”,由多种主流货币构成一揽子储备资产,核心创新是将人民币资产占比提升至与美元相当水平,建立去中心化的全球联盟治理机制,治理中心设于香港,避免单一主体中心化控制,提升全球公信力。
这三类稳定币由政府推动,但无需政府直接发行。汪扬副校长提出的创新性观点是赋予其一定“法定性”,在中国政府管辖范围内,贸易中的收款方必须接受这三类稳定币的支付,其他稳定币则遵循市场自愿原则,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扩大应用场景。未来市场中将形成“法定稳定币”与“市场稳定币”两类产品,USDT、USDC及京东等企业可能发行的稳定币均属于市场稳定币;“法定稳定币”需避免碎片化,避免多机构发行同类产品导致市场分散,应探索统一管理模式,如会员制或牌照制,具体机制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总体而言,中国发展稳定币需突破传统思路,采取创新策略。当前美元稳定币在全球市场的渗透度与占有率已极高,若采取跟随策略,难以在市场中开辟新空间,因此需通过创新模式、创新币种、创新生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定币体系,方能在全球稳定币市场中占据主动,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贡献力量。
[3]参见汪扬、柏亮《稳定币成败启示录之二:香港的唯一出路是打造全球第一的稳定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