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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面向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系统部署。纲要提出，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理工结合、工工贯通、医工融合、农工交叉。作为能源科技与人文研究协同的新领域、新范式。能源人文既有重要的知识创新价值，也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能源人文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今中外不乏从人文视角探究能源开采、消费和影响的案例。比如宋代苏轼所撰写的《石炭歌》对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的描绘。美国学者巴巴拉弗里兹在《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中写到，如果没有煤，工业革命也会面目全非因为早在靠燃料运转的机器时代之前，英国就已经耗尽了国内的木材储备。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当代世界，国内各界对能源开发利用对人类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能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具有技术、经济属性，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与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治理体系、社会组织关系，甚至话语体系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整体层面来看，人类对能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能源资源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人文价值。

　　人类发展的历程是能源利用不断增加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能源的大量使用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汽车的普及使人们出行更加便捷，促进了物质交换和信息的传播，改变了城乡的空间布局。能源的使用还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态度。例如，化石燃料的大量开采和使用使人类对自然的依赖逐渐减少，但也引发了对环境问题的反思。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能源价值观和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对能源的高消费习以为常，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能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则更为重要。社会文化因素还影响着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如，一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强调集体利益至上，在能源政策制定中更注重整体规划和长远利益，而另一些国家则更注重个人自由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当前，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危机。为此，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效、分阶段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各方共识。其中，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水电、潮汐能、热能、氢能等新型清洁能源，推动人类对能源的利用从化石能源时代向新能源时代转变，实现绿色、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为各方所重视。能源消费变革在降低碳排放、促进产业发展模式转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人类社会结构与形态，造成了诸多新的全球性发展新问题。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最久、累计排放总量最大、人均碳排放量也最多，但是却有意回避其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违背了能源正义的基本原则；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以当前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为依据，弱化《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所约定的共区原则，强调新兴经济体应履行更多的碳减排义务和国际碳补偿责任。此举被视为偷换减排公正概念，违背能源与气候变化治理的契约精神。

　　此外，能源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升级也产生了新的技术伦理问题。比如，新能源民族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的出现对后发国家设置了新的发展障碍；新能源革命进程中产生新型污染，全球生态环境面临新挑战;新能源革命冲击碳时代形成的人类社会关系模式、人的现代性问题亟需重构等。应对这一时代新挑战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科学，而是需要统筹多学科的研究资 源,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融入其中,开展协同创新研究。能源资源领域的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具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人们对能源资源的态度、文化建构等又规约能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最终形成了能源资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界日益重视从人文社科视角考察能源资源的形成、开发、利用以及后续影响问题，并据此形成了石化文化、环境人文等研究议题。石化文化(Petro-culture)聚焦石油天然气领域,认为石油在塑造人们日常生活、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在将人的生活纳入权力和商业的网络之中。人类对油气资源日益依赖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潜在的危机：一旦油气资源枯竭，人类将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发展困境，最终为了生存下去将不得不采取更为苛刻的措施和艰难的举措寻找替代能源.所以能源转型不仅是指对我们所消费能源的转换，也是对我们基于油气资源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换。

　　与石化文化相关联的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兴研究领域。环境人文更加关注因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等人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认为人类应对环境危机不能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手段，而应该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提供建设性的知识,甚至批评方案，最终来引导人类在资源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回归正确的轨道，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与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有关的相关学术概念还有能源与现代性、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等。现代性与能源的关系主要围绕能源资源开发与利用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工业革命时代,煤炭对促进蒸汽机的应用和工业化生产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此这种以化石能源为驱动力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不适用于当代发展。广大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跳出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子，采取符合国情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

　　能源人文（Energy Humanities）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融合了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历史、艺术）与能源研究，旨在通过批判性视角分析能源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中的角色，形成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历史上，能源与地缘政治、能源与权力、能源与文学等研究议题在不同时期都进入人类研究视野。较早从学术角度提出能源与文化关系的学者是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 (Leslie White)。他于1942年发表论文能源与文化的演进，文章论述了能源对人类文化发展和演变的影响。2014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艾姆塞曼（Imre Szeman）和美国莱斯大学的多米尼克博伊尔（Dominic Boyer）在《打破僵局：能源人文的兴起》（Breaking the impasse: the rise of energy humanities）一文中首次使用能源人文这一概念，标志着能源人文研究的正式开启。能源人文倡导科学与人文的对线;的视角反思科技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文中提出：我们对有关人文学科命运的坏消息以及它们似乎与21世纪缺乏相关性的情况已经太熟悉了。我们的故事是关于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正在直接为解决一个巨大的现实世界社会问题做出贡献：即如何找到通往可持续能源未来的道路。

　　从概念内涵角度看，能源与人类文明存在深层的互动。能源不仅是物理资源（如石油、煤炭），更承载着社会权力、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原始社会的柴薪能源不仅用于取暖、照明与烹饪，同时也具有仪式、信仰和权力的象征功能。再比如，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油气能源被视为现代性的符号，构成了西方所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内核。人类开采与消费油气能源也塑造了地缘政治格局（如中东冲突）和消费主义文化（如汽车文化），造成了现代性困境。

　　如果将能源问题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可以发现能源与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工业革命相互依存，互为促进。例如，从柴薪到煤炭的过渡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飞跃，蒸汽动力逐步取人力和畜力，并据此重构劳动制度和社会阶级，塑造了人类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19世纪末电气时代的到来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自此人类的能源消费实现了从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的转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随之进入了纵深的调整：电气化超越了煤炭资源分布的时空局限，编制了基于电力能源的新型生产体系和生活模式，助推中产阶层的崛起。伴随着油气资源的大勘探与大开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吹遍了世界各个角落，西方国家开启了从中东、非洲到拉美等地区的能源扩展与掠夺的时代，人类进入了能源帝国主义时期。21世纪以来，受到全球气候危机和化石能源快速消耗的影响，实现能源转型、维护气候安全成为一项全球性共识。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与碳援助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无疑碳时代已经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全球性挑战。以太阳能、风能、氢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为人类缓解能源危机和气候危机的新选择，人类再次进入了新型能源时代，也必将塑造新型能源文明。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能源人文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期待。如同其前身一样，能源人调人文科学的见解和方法能够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该理念一经提出，便引发学术界的关注。美国耶鲁大学、莱斯大学、哈佛大学、克萨斯农工大学、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乔治敦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大学在相关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开设能源人文讲座、学术沙龙以及课程教学，初步形成了关于能源人文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国内的能源人文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能源话语研究是较早体现能源人文研究理念的学术领域。该研究通过分析能源领域的话语表达、传播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探究能源生产、交易、消费以与之相关的生产实践活动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2014年，中国矿业大学翟石磊在《对外传播》发表《国际涉华能源话语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文章，率先使用能源话语概念，被视为中国能源人文研究的早期探索。2020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赵秀凤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曹春华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能源人文: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正式将能源人文研究理念引入国内。此后，能源人文研究逐步拓展开来，并在中国能源外语联盟推动下，逐步形成涵盖学术发表、学术会议、人才培养、智库研究等在内的学术网络，《能源人文研究》、《国际能源人文导论》等学术文集和教材先后出版发行。

　　十年来，能源人文研究从自发零散到整合协同，从以美国、加拿大高校为主体，到中国能源资源类行业高校的特色化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学科交叉、领域交集的超学科研究领域，成为日益受到各界关注的全新能源与社会交叉研究的学术范式。

　　作为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能源人文研究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呼应，契合了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反思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背后的公平正义等问题。该研究议题广泛，涵盖与能源有关的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知识。但无论其知识范围如何扩展，在根本问题上始终保持稳定，即将人视为核心，将社会视为知识场域，关注能源的生产、消费及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影响。其知识维度大致包括：

　　人类对能源的发现、开采与利用是一个历史过程。回顾人类从利用自然能源（如柴薪、水力、风力）到开发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再到探索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人类在开发利用能源的同时，也在协调、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塑造与转变在本质上反映了能源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关系逻辑：能源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以提供能量的物质，也是驱动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从以煤炭为能源来源的蒸汽动力时代，到以燃煤发电为驱动的电气时代，从核能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社会转变或产业转型，都与新型能源的大规模利用有着密切联系。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旨在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而受到能源禀赋、能源产权、开采能力以及矿区生态修复等要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从能源开发中所获取的利益不尽相同，最终造成了基于能源开发利用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能源与社会公平正义研究聚焦能源的分配是否公平，尤其关注能源贫困问题，即一些人群因缺乏足够的能源供应而面临生活困境，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以实现能源公平。

　　能源与社会文化的互构关系是社会维度的第二个重要议题。该议题既考察能源在不同文化中的文化表征、价值观念、文化传承、遗产保护，探究能源在文学、电影、绘画等艺术形式中的表现，同时也思考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以及能源与人类存在、人类价值观的关系。比如，在英国，煤炭曾被视为能够对精神信仰和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污染源，长期以来拒绝煤炭的使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煤炭成为发展工业经济的支柱性能源，矿工孙友田的诗句我是煤，我要燃烧被诗评家誉为当代矿工宣言，彰显了新中国煤矿工人的精神信念和家国情怀。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对历史上遗留的煤矿进行工业文化遗产改造，将这一时代烙印和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能源与社会治理探讨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和民主决策机制，以确保能源决策符合公众利益。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对能源与社会公平、能源与民主、能源与性别平等、能源与种族关系等问题研究较为深入，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能源叙事与文学批评分析文学作品中能源的隐喻，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对鲸油工业的批判，或当代气候小说（如《水淹区》）中石油匮乏引发的末日想象。政治叙事与能源正义探讨能源分配中的不平等，例如全球北方对化石燃料的过度消耗与南方国家承受的气候变化后果。学者如Dipesh Chakrabarty提出气候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与碳经济的关系。

　　能源，无论是传统的化石能源还是新兴的清洁能源，都源自自然，并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传统的研究更加关注化石能源的开采与利用所排放的甲烷、硫、二氧化碳等物质对环境气候的影响，比如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等。能源与气候变化研究聚焦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减少能源相关碳排放的紧迫性。分析不同能源类型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如化石能源的高碳排放与可再生能源的低碳排放。环境维度的研究从技术路径入手，落脚点却是以人或社会为关照的能源与环境关系，处处彰显能源人文研究的核心要义。

　　能源人文的技术维度对因应能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而形成的能源技术创新、能源技术伦理等尤为关注。通过关注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如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能源储存技术的突破、智能能源系统的建设等，分析技术创新对能源供应、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该维度聚焦能源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如核能技术的安全性和风险、基因编辑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等，探讨如何在能源技术创新中遵循伦理原则，确保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经济维度聚焦能源与经济增长，分析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包括能源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源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等。能源人文的经济维度通过研究能源转型对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最终回归到能源经济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环境正义与责任分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责任上存在争议。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增长的压力，如何在公平合理的框架下分配碳排放责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环境正义还涉及能源项目的选址和影响。一些大型能源项目如核电站、垃圾焚烧厂等往往面临公众的反对，其选址往往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社会影响力较小的地区，引发了对环境公平性的质疑。

　　能源贫困与全球电力短缺是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另一个挑战。当前，全球仍有约10亿人面临电力短缺问题，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也限制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源贫困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技术援助、资金支持和政策协调。能源贫困还与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在一些国家，贫困地区的居民往往无法获得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而富裕地区的能源使用却相对过剩，这种差距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生产体系，能源人文研究源自西方，其对能源社会性的研究是以美国等国家的历史发展、能源消费结构以及能源影响作为分析参照，导致西方的知识成为能源人文的元知识，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全球共识。从文化多样性和话语权竞争角度看，有必要对能源人文的国内和国际属性、个体与整体属性进行区分，对能源人文研究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能源人文研究往往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价值因素，如能源的公平分配、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等。例如，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于强调可持续性，可能会导致一些地区的能源供应不稳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从而引发能源公平性的问题。

　　一些能源人文研究可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过度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问题和经验，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理解。基于西方知识视野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也限制了能源人文研究的跨文化对线.对能源转型的辩证认识不足

　　能源人文研究源自西方，针对数百年的化石能源开采与消费所产生的社会和生态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不同地区和国家在能源资源、能源消费、能源政策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能源人文研究有时过于关注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而忽视了地方和区域层面的具体情况，导致研究结果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受到限制。比如，从主流思想层面看，低碳化、绿色可持续发展被视为具有现代性属性的能源选择方向，而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被视为落后，是背离历史方向的选择。这一认识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且多具备实现碳达峰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化石能源依然是主体能源。如果简单使用化石能源原罪论的标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评价，那么最终可能导致新的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

　　此外，随着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能源市场的变化，新的能源问题不断涌现，如能源互联网、分布式能源、储能技术等。然而，能源人文研究在对这些新兴能源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上往往存在滞后性，缺乏对新能源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系统认识，无法为能源转型提供人文知识。

　　能源人文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需要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有时只存在于浅层次的联系，各学科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缺乏真正深入的交叉融合。例如，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者可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解不够深入，而人文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理解能源技术和科学问题时可能存在困难，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质量。不仅如此，不同学科之间对能源人文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研究目标认识也存在错位性。人文学科学者更多从理想主义视角开展研究，主张能源开发与利用回归人文本位，凸显人的中心性；自然科学学者则强调技术变革的现实意义，主张能源开发和利用的科技本位，凸显技术的中心性。因此，能源人文研究需要进一步促进不同领域学者间的对话和理解，形成超越学科本位理念的共同价值追求。

　　能源人文在其初始阶段主要聚焦于特定国家或地区内能源与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它深入探讨能源的历史演变如何塑造了本土的文明进程、社会结构、环境挑战以及技术发展等。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资源，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文化和人类价值观中的关键要素。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能源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能源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区域所关注的问题，全球共生是能源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维度上，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能源发展历程，其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值得彼此互鉴。例如，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时期开始了煤炭大规模工业化的应用，促进了工业社会的形成，为西方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条件。西方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定能源转型战略，客观合理看待煤炭等化石能源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提供国际借鉴。不过，作为新兴知识体系的能源人文，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旨在回应西方国家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能源、社会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冲突性问题。西方国家在应对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变化问题时的学术视角、逻辑维度以及价值诉求具有天然的西方价值属性和历史惯性，对全球南方在这一时代变革中的困境和诉求关切不足。为此，我们主张应该将全球南方意识带入能源人文研究和教育之中。

　　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看，能源贫困问题关乎全球发展正义，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在能源获取和使用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因此就产生了基于能源的发展赤字问题。共生能源人文更加强调全球视域和世界主义，倡导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能源贫困问题，促进能源资源的公平分配，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可靠、清洁的能源服务，因此可以为促进国际合作，形成全球能源发展共同体的认知基础。

　　不仅如此，将能源人文聚焦于全球南方，主张能源问题的全球性和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能源民族中心主义等阻碍全球能源治理进程的不利因素，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海洋生态破坏等问题的协同解决。

　　能源认为被视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批判工具，它质疑单纯依赖技术方案（如碳捕捉）解决气候危机，强调需同步进行文化价值观变革，解构技术万能论。例如，学者Imre Szeman提出能源无意识概念，揭示社会对能源依赖的隐性认知。数字能源的人文批判 探讨比特币挖矿的能源消耗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或数据中心作为新型能源殖民地的现象。全球南方视角的崛起 学者如Amitav Ghosh在《大错乱》中批判主流气候叙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南亚渔民与非洲农夫的能源经验未被纳入决策框架。

　　能源人文通过将能源问题重新置于文化维度之下，为理解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困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回应所谓可能被人类世这一科学范式所遮蔽的碳排放溯源以及碳减排权责分配等问题。该研究不仅揭示能源系统的历史建构性，更试图开辟一条从碳民主向后碳伦理转型的路径，在学术与实践层面均展现出深远潜力。

　　能源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对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能源合作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类能源命运共同体的打造。通过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可以促进能源技术的交流与共享，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能源技术和经验，加快自身能源转型进程；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能源教育是培养公众能源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展能源教育活动，可以提高公众对能源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公众参与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行动。例如，学校可以通过开设能源相关课程和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能源意识和环保意识；社会各界也可以通过举办能源科普展览、宣传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能源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共同推动能源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期，传统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稳中有降，新能源的投入与发展引领全球，成为中国能源发展的新引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构建超越国界的全球能源共同体需要包括国际能源人文在内的诸多软文化的支撑。我们倡导将全球南方意识引入能源人文研究，不是简单的空间视域的转移，而是对研究理念、范式的一次飞跃。这一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能源问题的复杂性和全球性，也为我们共同应对能源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在中国开展区域国别能源人文研究，既要体现国家立场，又要展示全球关照，特别是从全球南方的视角，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因此，命运共同体理论、共生理论、天下理论、和和理论以及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等传统理论都可以纳入思考范畴。中国学界不仅要关注西方学界对能源与性别（女性）、碳民主、能源与环境生态等关系，更要关注能源正义、发展正义等议题，既要考虑传统的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研究路径，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建构符合南方国家发展实际、具有全球意义的新方向。从知识政治角度，去批评西方能源人文研究学界在构建本领域知识体系过程中所蕴藏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和西方碳文明普世论。特别是要抓住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特定国家或区域在能源发展中所蕴藏的文化与社会对抗性、冲突性、矛盾问题，并对此从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去描述和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从区域国别研究目标角度看，就是立足特定国家或区域发展历史和现实，以能源利用为主线，系统全面考察基于能源议题而衍生的文化、政治、传播、伦理、话语等问题。同时，将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路径和经验进行总结，国际传播推广，呼唤国际关注，促成国际共识和集体行动。